不知是中了什么“魔法”，自小时候上学识字认数时起，我就对读书着了迷。常常省下“过早”的两分钱，租上一本小人书沉浸其中。捡到一份废报纸，也当“宝贝”一样反复看个够。母亲为省灯油，晚上不到八时就吹灯歇息；于是我便偷拿父亲的手电筒躲在被子里看书。为此挨过打，也慢慢“炼”成了两千度的高度近视。 

1956年六一儿童节，在班主任孟复明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我参加了鄂城县图书馆在新民街小学举行的“看图书，讲故事”有奖活动，并以讲述俄罗斯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荣获一等奖。奖品除了一张奖状、三支铅笔、两个练习簿外，最让我激动万分的就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安徒生童话选》。这份奖品是我10岁时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我的第一本藏书。该书扉页的题词是：“奖给王义文同学，鄂城县图书馆欢迎你！”从此我就成了该馆的常客，并被聘为义务图书管理员，开启了校外的一片新天地。 

当年的县图书馆设在八卦石“纺织品门市部”隔壁，距杨家巷10米左右，条件非常简陋。坐西朝东临街的两层小楼，每层面积不足50平方米。底层是阅览室和书库，中间用一长条形书柜隔开，柜子前面为阅览处，面积约30平方米。摆有一个报架、一个杂志架。阅览台则由四张课桌拼成，上面铺上蓝色台布，周围有六条板凳供读者看书阅报。条形书柜的后面是书库，面积约20平方米。里面有四个书架，藏书估计三千册左右。摆在正中央的条形书柜及两把木椅，是办理图书借阅手续的地方。二层的木板楼为工作人员的宿舍、厨房兼办公室。没有电灯、电话，更没有自来水，工作人员和读者也习以为常。 

后来几经搬迁，县图书馆条件逐步得到改善。1958年新建的图书馆落成，鄂城县才真正拥有了一座独立的、颇具规模的、规范化图书馆。馆址位于庾亮楼下面南向古楼街左侧的一个大院内，与县酒厂相邻。馆舍占地面积约260平方米，是一座砖混结构的“品”字形中式建筑，粉墙红瓦窗明几净。馆舍一楼一底，底层前厅为图书借阅处，设有“新书简介”和“读者园地”。后室为书库，八排书架每排四层，摆得满满当当。楼上是工作人员的宿舍及办公室。底层的两翼分别为少儿阅览室和成人阅览室，报刊杂志连环画琳琅满目。馆舍的外面还有一处足球场大小的活动场所，显得十分气派宽敞。书库里古今中外各种门类的图书比原来不知翻了多少倍。我既是义务管理员，又是忠实读者，遨游在书海之中，真可谓如鱼得水、乐在其中。 

1959年下半年，因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六口之家的生活无以为继，正读初中二年级的我被迫辍学了。在此期间，除了到江边码头挑砖挑沙挣点小钱外，图书馆就成了我免费的“大学”。无论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只要有空，一跨进图书馆的大门，我就仿佛跨进了课堂。这里不仅有读不完的书，还有和蔼可亲、慈祥可敬的“老师”和“教授”。当年的管理员徐春芳、韩沐英阿姨和程老师对我都十分关心。馆长张三育阿姨对我更是刻意培养。1960年10月，她争取到一个去武汉大学图书馆系进修的指标，督促我填表报名。等待通知的关键节点，那个年代的一场“特殊”厄运突然降临，不仅让我坐失深造良机，舍弃了心爱的图书馆，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留下终身遗憾。 

回忆当年在图书馆担任义务管理员的经历，我至今难以忘怀。每天上班时帮忙夹报纸、摆杂志、整理图书、办理借阅手续。闲暇时，阿姨们就指导我由浅入深分门别类，有计划地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及科普读物；并教我写心得、谈体会，在“读者园地”展示。还传授了不少关于图书分类登记、编号制卡、盖章贴标、修补装订等方面的业务知识。在这里我最令人羡慕的“特权”就是：无论什么书，那怕是最新进馆的图书，都可以优先借阅、先睹为快。使失学后的我能幸运地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吸取营养。 

自1956年元月至1961年元月，与鄂城县图书馆结缘五年。我从《小朋友》《儿童时代》，经《少年文艺》的熏陶，成长为一名《中国青年》。在这里不仅学会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学会了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技能，同时也学会了自强自立、追梦逐梦的本领。重启“高考”后，1980年我便顺利地拿到了湖北函授大学的毕业证书，工作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观。此后与县图书馆再次相聚时，“她”已迁至大西门锻压机床厂里的城隍庙，原馆址换成了工人俱乐部的灯光球场。站在灯光下，我蓦然回首，昔日的一幕幕犹如过眼烟云，不禁令人思潮澎湃，感慨万千。 

作者：王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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