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从时间上讲，离我已经十分遥远了。在我的印象里，故乡形似一领残破的衣衫或是一幅残存的画图。 

那时社会是残破的：县城住着日本兵，离我的家乡不远的一座山上住着国民党的县政府和自卫队，我的家乡四周则住着新四军。日本兵来了，人们都跑，叫做“跑反”，他们是为了避抓、避杀。国民党的兵来了，年轻的姑娘和年轻的嫂子也跑，她们是为了避辱，鸡犬无知，不知躲避，结果全体遭殃。新四军保护老百姓，不拿群众的东西，还帮他们做事，倒是受人喜欢，但他们流动性大，很少在一个地方久住。 

那时故乡的房屋是残破的。因为它多是祖宗遗留下来的由土砖、布瓦筑成，风吹雨打，年久失修，有的坍塌了，有的歪斜了，有的遭回禄光顾，只剩残垣断壁，一个村庄，从高处俯视下去，不仅杂乱无章，横七竖八，而且满是坑坑洼洼。有的屋瓦或断墙上生长出几丛杂草，一入冬季便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抖动，显得十分凄凉。 

那时故乡的道路是残破的。那时乡村只有土路，每逢大雨过后，水冲砂压，到处残缺不全。 

那时故乡人们的生活似乎也是残破的。日子过得滋润的人家，有，但极少:靠勤扒苦做，勉强能填饱肚子的，大概十有二三，多数人则如散养的家鸡，每天到草丛里觅食。当然，人们觅食的地方不是草丛而是社会，他们有的引车卖浆，有的剃头修脚，有的贩买贩卖，有的出卖长工、短工等。运气好的，觅得多一点就吃穿得饱一点;运气不好，觅得不多，就只能少吃少穿。总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大有人在。 

后来，日本兵被中国人赶回了日本，国民党的兵被人民解放军赶去了台湾，我也被生活赶着离乡背井，颠沛在外。这一晃六十余年过去了，当我再回到家乡时，那景象犹如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一切竟是如此陌生。 

当年那残破的村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崭新的城镇。全镇，一色徽式建筑——青砖黛瓦，耸立着白色马头高墙，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雅，亦不乏现代城市的规范繁华。街道整齐宽阔，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店内的商品琳琅满目，人们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应有尽有。 

故乡的山还在，但模样已大变。当年只有光秃的砂石和一些灌木的残蔸，现在则是郁郁葱葱的遍山乔林。 

门前的水塘没有了，因为它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有了高山水库，人畜用水，由地下管道引进各家各户，田地用水则一律自流灌溉。 

故乡那残缺的土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既宽且直的水泥路面，乡亲们已彻底摆脱了千百年来雨天的泥泞和晴天的灰尘。 

当然，还有比这变化更大的，那就是故乡的人。解放前，我们全村十几户人家，只有两位读书先生，一位是老中医，一位是国立中学的教员。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说都是读书先生了，因为他们都读过初级中学、高级中学，读过大学，散布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则有一大群。故乡的人们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住房多半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行，有的家庭有自备汽车、摩托车，搭乘公共汽车也十分方便，车站就在镇上。旧社会没有“计划生育”之说，大凡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生的孩子都不少，但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的却不多，一次像天花之类的烈性传染病，整村的小孩几天之内几乎死亡过半，活下来的人，麻子脸、瘌痢头、烂脚丫子等都有。现在，这些疾病早已绝迹了，因为卫生和医疗条件已大为改善，镇有卫生院，中、西医都有，村有医务室，常见病需用的中西药品齐全。我在故乡时，全村公认的一位老者，称他最为年长，其实他逝世时，仅为65岁。现在年过七旬的老人几乎大半家庭都有，他们还在健康地参加社会活动和家庭劳作。 

故乡的变化是中国变化的缩影。故乡变得我不认识了，我曾工作二十余年的所在地，只不过是几千居民的小镇，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则是一座几十万人的地级市，当我再去那里时，却怎么也无法辨认它的路径。 

作者：鲁映祥

责任编辑：罗琼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