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阳 

我家有方“丑砚”，是父亲留下的。父亲在世时，他说是自己的舅爷送的，小时候还用它来练字。 

“丑砚”样子丑丑的，不规则形，中间凹下成半椭圆形，其边沿有的地方破损了，有一块“伤疤”是我的“杰作”。小时候，一个小朋友给了我一个核桃，我急着想吃，却找不到锤子砸，于是，我跑到屋里找到“丑砚”，拿起来就往桌子上砸核桃。核桃没有砸到，我的手却鲜血直流，父亲看见了二话没说，急忙把我的手指含在嘴里，母亲找来一粒不知名的药片，研碎后敷在我的“伤口”上，又用干净的布条给我缠好。这时，我看见父亲用手摩挲他的砚台，板着面孔，半天不说话。 

后来，我好久没见到“丑砚”，直到有一年腊月，家家要准备对联过年，写对联是村里“文化人”的事，父亲便是其中一位。父亲说自己只念了六年多的书，由于家里孩子多，没钱供读就辍学回家务农了。但父亲酷爱读书，其文化水平大大超过了他的学历。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父亲的腊月是“忙月”。他会拿出“丑砚”，给乡亲们写对联，我则呆在父亲身边静静看着，他写完一副，我就帮着拿到一旁晾干，稍大一点时，我会裁纸了，就帮父亲裁纸。 

别看裁纸活不累，却真是个纯技术的活。一张大红纸需要裁出一张细长条来写“春条”，“春条”是贴在门框上的，这个一般是父亲自己编几条，力求家家不一样，后来我也成了“文化人”，开始帮他编。 

记得当时除了裁出细长条，还要裁出“福”字什么的，有时我给父亲研墨，后来发现这也是个体力活，我就不爱干了。不过，这是最能接近“古砚”的时候。字写多了，有时就买几瓶墨汁，村里（当时叫大队）时常让人送几瓶来，因为那些大队干部家也是需要贴对联的。 

这个时期，我最爱做的事是送对联，晾干的对联，我负责送去，这样的差事其实是个美差。有的人家不好意思让父亲白写对联，于是他们会送我一挂小鞭，男孩都喜欢放小鞭，送完对联后拿着小鞭往家走，心里乐滋滋的。父亲见了，照例会批评我几句。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活跃，集镇上摆摊卖春联的多起来。掏上几块钱，挑上喜庆好看的春联带回家，年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求父亲写对联的越来越少了，我也长大了，对放鞭炮没什么兴趣了。后来，我家也开始买对联贴，父亲的“丑砚”基本用不上了。再后来，父亲生病了，临走前，他把能送的东西都送人了，仅剩“丑砚”和两本线装书没有送。我写字极不好看，父亲知道留我这些没有用，他说要留给他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