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古武昌

余国民

导语:

在鄂东南一带,民间流传着一首《风味小吃四季歌》:过江名士开笑口,樊口鳊鱼武昌酒。黄州豆腐本佳味,盘中新雪巴河藕。可以说,武昌鱼、武昌酒,再加上武昌柳,是古武昌(今鄂州)三种著名的风物,也是三张亮丽的名片,由来已久。特别是历代诗人对此津津乐道,不废吟哦,使三种风物不胫而走,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凸显鄂州文化特色,加快文化强市建设,我们一起再品武昌“三味”,有必要擦亮武昌鱼、武昌酒、武昌柳这三张文化名片,使之更好服务于鄂州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12月1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我市武昌鱼名列其中。目前,仅就武昌鱼本身而言,我市的产业链已渐成。那么,围绕武昌鱼及古武昌而产生的文化现象,鄂州有识之士也从另一角度进行了一番思考,本期特辑一组以飨读者。

南游莫忘武昌鱼

武昌鱼,得名于三国时期。据《三国志·吴濬书·潘陆凯传》记载,吴甘露元年,东吴末帝孙皓从建业(今南京)迁都武昌,当时东吴百姓溯流供给,以为苦患,加上政事多有不顺,黎民穷困。左丞相陆凯上疏,且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进行劝阻。这是最早有关“武昌鱼”的记载。

武昌鱼俗称樊口鳊鱼,学名团头鲂。樊口是樊水注入长江的出口处,闻名遐迩的武昌鱼,一直生长在长江与樊水交汇的深水之中。据光绪版《武昌县志》“物产篇”记载:“鲂,即鳊鱼,名缩项鳊,产樊口者甲天下。是处水势回旋,深潭无底,渔夫置罾捕而得之,止此一罾,味肥美,余亦较胜别地。今县前有一家市之,鳞白而腹内无黑膜者真。”1956年,华中农学院水产系教授易伯鲁用科学分类的方法,经过反复调查考证,将外形区别不大的三种鳊鱼(即三角鲂、团头鲂、长春鳊)区别开来,把产于鄂州樊口的团头鲂定名为武昌鱼。

最早在诗歌中引用“武昌鱼”这一典故的是北周诗人庾信,他在《奉和永丰殿下言志》中写道:“弱龄参顾问,畴昔滥吹嘘。绿槐垂学市,长杨映直庐。连盟翻灭郑,仁义反亡徐。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武昌鱼”和“建业水”一样,成了诗人怀念的对象。

千百年来,诗人词客们在其作品中反复引用“武昌鱼”这一语典,久而久之,逐渐赋予一定的思想感情,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诗词意象。比如唐代诗人岑参诗云:“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元代诗人马祖常诗云:“携幼归来拜丘陵,南游莫忘武昌鱼。”他们都对武昌鱼赞颂不已。

1956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写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此后,武昌鱼更是声名显赫。武昌鱼系列产品也从高端宾馆酒楼,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忆从樊口载春酒

追溯起来,武昌出产酒的历史很早。在沙窝乡、碧石渡镇等地,曾发掘出商代青铜礼器——爵,说明当时这一带就有酿酒活动和饮酒习俗。

据记载,吴王孙权曾在江边钓鱼台饮宴并下诏:“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令醉后用冷水泼醒再喝,后因张昭反对才罢休。可见,武昌出产的酒品质很好,作为御酒,备受孙权青睐。

使武昌酒盛名远播的,是北宋时期旅居樊口的诗人潘大临和他的叔父潘丙。他们在当时位于雷山北坡的樊口老街,开了一家酿酒作坊,所产之酒清香四溢,人称“潘生酒”。时值苏东坡谪居黄州,常渡江而来,到樊口、樊山等地游玩,与潘大临交好,常去其酒坊喝酒,并且留下了“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和“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等千古流传的佳句。由此,潘生酒又得名“樊口春酒”。潘生酒的盛名延续了几个朝代,直到清朝,诗人王涵还写有《樊口》诗:“樊湖九十九,一线接烟波。晚雨鸳鸯集,斜阳舴艋多。芦汀吹牧笛,柳岸挂渔蓑。欲买潘生酒,青旗在水涡。”

从晚清到民国,鄂城酿酒作坊遍布城乡。1951年3月,在城关十字街四眼井旁,开办了第一家国营酒厂,其酒深受市民喜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鄂城酒厂规模日益扩大,产量逐年增加。1983年,鄂城酒厂迁至泽林镇,取“岳雨泉”水酿酒,“泉香而酒洌”,良好的水质,不仅可以提高酒的品质,还可赋予酒的特殊风味。武昌酒味道清醇,与“四眼井”的井水和“岳雨泉”的泉水是分不开的。

武昌酒曾经的辉煌亟待今人续写。

行看陶公武昌柳

武昌柳,又称武昌官柳、官柳、陶公柳、西门柳、先生柳等。“武昌柳”的名称起始于晋代,发展于唐宋,延续于明清直至当代,显出深厚的人文内涵。

据《晋书·陶侃传》记载:“侃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陶侃镇守武昌期间,十分注重改善生态环境和严格要求部属的作风。后来,泛称植于武昌的柳树为武昌柳。

晋朝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对武昌柳多有吟咏,并且寄托了种种情思。

南朝陈代诗人阴铿在《登武昌岸望》中写道:“游人试历览,旧迹已丘墟。巴水萦非字,楚山断类书。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烟芜遂若此,当不为能居。”这里的“古柳”即武昌柳,“柳”前冠一“古”字,且与“荒城”对应,描绘了历经战乱的武昌城荒芜衰败的景象,抒发了昔盛今衰的悲伤之情。隋代女诗人张碧兰在《寄阮郎》诗中写道:“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以“武昌柳”自比,描绘出思妇的形象。唐代诗人孟浩然在《溯江至武昌》中写道:“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这里的“武昌柳”,既是实指,同时也是用典,借指武昌的景物,抒发诗人发现春到武昌的喜悦之情。

千百年来,“武昌柳”成为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陶公官柳”已成为“南浦十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