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名之变——洋澜湖变迁纪略之一楚昕

编者按:

洋澜湖是鄂州唯一水系独立的城中湖,有着深厚的自然和历史文化底蕴,广泛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和文人墨客的诗文记述,古往今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作者楚昕在洋澜湖畔工作和生活整四十年,见证和参与了洋澜湖从城郊湖到城中湖的世纪变迁,感受和品味了洋澜湖变化背后城市的发展进步。洋澜湖前前后后经历了什么,作者特撰写了《洋澜湖变迁纪略》一文。

如今,洋澜湖已不单是一座城中之湖,而成为鄂州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报将连载此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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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澜湖旧名南浦。《辞源》释字,浦者,支流小河汇入江海之地也。南浦,顾名思义,城南通江河流的意思。

南浦形成于鄂州古城之前,得名于古城鄂州之后。三国时期,吴王在今鄂州建都,改鄂县为武昌,筑修武昌宫,南浦成为武昌宫的御花园,是专供达官显宦郊游寻趣的地方。不过,当时南浦,“通江,夏有水,冬则涸”。夏季水位受江水控制,随江水高涨。冬季则随江水退去,无雨则涸。显然,以前的南浦,就是一条“江涨水盈,江退水干”的季节性河流。

汉字字面意义上的湖,是指被陆地围合的大片积水。1700多年前,晋陶侃镇守武昌,在今鄂州南浦五丈口“尝作塘以遏水”,潴水于内,养鱼植菱,沿岸栽柳。于是,原来夏盈冬涸的季节河,变成了东西狭长、四时不竭的洼地堰塞湖,更确切地说,是人工洼地堰塞湖。自始,南浦被顺理成章称为南湖、长湖。

早期关于南浦、长湖、南湖的记述,有南朝诗人江淹(444年—505年)所作《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碧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北宋李昉、李穆等著《太平御览》(983年)载——《武昌记》曰:武昌长湖通江,夏有水,冬则涸。干时糜所产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于此,常自不竭。因取琅琊郡隔湖鱼菱,以着湖内,菱甚甘美,异于他处。所产鲋鱼,乃长三尺。需要说明的是,《武昌记》为隋代史筌所作的武昌地方历史记载,后人不断补充,形成过多个版本。其中对武昌(今鄂州)的早期历史地理记载被很多文献引用,可惜到宋元之后已经失传。南宋王象之撰地理总志《舆地纪胜》(1227年)载:南浦,南湖之旧浦也,江淹《别赋》,送君南浦,正在武昌。北魏郦道元(466年—527年)《水经注》及清末杨守敬(1839年—1915年)等撰《水经注疏》分别记载:武昌县“东行三里得五丈浦”“五丈浦即江通五丈湖之浦也”“五丈湖旧名南湖,今名洋澜湖”。历代文人雅士笔下诗文,也从侧面记述了洋澜湖旧称南浦、南湖的历史事实,如宋王安石“南浦柔条拂地垂,武昌官柳年年好”。元丁鹤年“南浦幽栖地,当门罨画开”。明谭元春“明月涵南湖,湖中凫雁呼”。清王渭鼎“南湖秋水接樊川,夜月苍凉上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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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初作之“塘”可以有效潴冬水于湖内,却难以御夏涨于湖外。江水上涨以后倒灌,仍然是南湖的头等大患。为此,历来稍有清誉的武昌地方官,都有在南湖固堤抵御江涨的事迹记载。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979年)载:五丈口堤“永嘉年初颓破。太守褚隽之重修复。寻又朽坏,鱼菱不复蕃息矣”。《武昌县志》更有系列详细记载——“明景泰二年(1451年)在县东五里石盘渡设堤御水”“正德十四年(1520年)在县南二里筑东臬堤”“万历二年(1574年)在县南二里重修南湖桥堤”“清同治八年(1869年)大修五丈湖堤”。可是,湖堤代代修,江涨次次灌。每次江水倒灌,“长江泛其北,洋湖溃其南。七湖溪沼,又纵横千百。浩汗于其间”(明熊炽《庚申水灾赋》)。南湖“江湖合一,汪洋恣肆,洪涛澜汗”,并且连带县城一起遭殃。直到1931年长江大水,江涨倒灌引湖区洪水泛滥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

因此,南湖渐渐成为人们口中的洋漫湖、洋澜湖。

洋漫湖和洋澜湖两个名字,都是对南湖江涨湖泛现象的写照。从字面理解,两者意思相近,都反映湖区民间对湖水泛滥的些许无奈。

目前可以查阅的宋、元及以前的历史地理文献,没有发现称南湖为洋漫湖、洋澜湖的明确记载。《庚申水灾赋》以后,可查到早期称南湖为洋澜湖的是明隆庆五年(1571年)武昌知县《辛未阅水灾记》:“武昌水邑也。北临大江,东有西 潌、洋澜,南有乌翎、马饮,西有 蹟叽、长港、炭门。”稍晚的《建城纪略》中也有洋澜湖名称的清晰记述:“县治北为大江,南为洋澜湖。”康熙十三年《武昌县志》(1674年)对洋澜湖有明确记载:“南湖旧名南浦、长湖,即今之洋澜湖。”光绪《武昌县志》载:“南湖在县南半里,旧名南浦,亦曰长湖。《一统志》(清)一名洋漫湖。”

可见,洋漫湖、洋澜湖的名称应该始于明早期,并且洋澜湖之名在以后被更多使用和接受。见诸文献和口语,南浦、南湖、长湖、洋漫湖等众多名称,随后逐渐被洋澜湖统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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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湖、南浦、长湖等湖名被洋澜湖逐步取代,也有方便区分的需要。

随着信息日渐发达,交流更加广泛,到处可见标记方位、形态的湖泊名称。查南宋祝穆所撰地理史料著作《方舆胜览》(1239年),其中收录湖名重名为南湖的有六个、湖名重名为南浦的有三个,湖名为长湖的因口语化,就更加随处可见了。仅在湖北省内,同期江夏、黄州、荆州就有多个南浦、南湖、长湖。这些同名湖离开本地,就难有明确清晰的区分度,不加特指,还容易引起混淆,甚至引发争议。至今依然。比如前述江淹《别赋》所提“南浦”,就在《武昌县志》和福建《浦田县志》中,被分别引证作为述指当地“南浦”之依据,不深入考证,很容易使人莫衷一是。2018年某大学专业团队给鄂州提供的洋澜湖研究报告,就将历史文献对江夏南湖的记述张冠李戴到鄂州南湖,不仅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且极易造成以讹传讹。

至于鄂州建市以后曾经有人提过,洋澜湖南岸曾建过洋澜寺,洋澜湖之名来源于洋澜寺。只要略加考证,这种说法显然不可能成立。查清康熙版、乾隆版《武昌县志》,都没有关于洋澜寺的记载。清光绪版《武昌县志》有载:“洋澜寺在县南四里洋澜湖侧。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知县吕贲恒建。”康熙三十五年起,吕贲恒任武昌知县,此时洋澜湖的湖名已沿用了数百年。

还有一说,鄂州民间有人保存着“老资料”,记载洋澜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即使此说当真,也比前述明《庚申水灾赋》及以后《辛未阅水灾记》《建城纪略》对洋澜湖的明确记载晚了多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洋澜寺因洋澜湖得名,而没有依据证明洋澜湖之名来源于洋澜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