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昕

引语

历史记载，公元14世纪百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至少有36个冬天异常寒冷，是有记载以来最冷的百年。元末，江南地区是农民起义最集中最猛烈的地方。1352年，徐寿辉、陈友谅先后攻克武昌县，元朝武昌县衙被迫向樊湖南部山区隐匿，基本上名存实亡。“江南寇盗充斥，人死兵戈者十有七八”。1365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打败陈友谅，并一路溯江而上打过武昌县，占领武昌府。武昌县始归朱元璋管辖。

A、

明初朝廷及时颁布强制迁移百姓的诏令。武昌县是元末朱元璋、陈友谅争夺天下的重要战场，因流亡迁徙和战争杀戮，元末明初人口锐减。据县志记载，元末武昌县有人口6.46万人，为中等县。明初全县只有人口1.30万丁。因此，明初朝廷强制迁移百姓，武昌县是人口迁入比较集中的地方。

武昌县历史上“江西填湖广”迁入人口多集中在这个时期。今天鄂州农村的大量村湾、姓氏，在这个过程中从江西迁入，在樊湖周边垦殖定居，很多村湾族谱里都有明确记载。据不完全统计，鄂州目前百大姓氏中，自江西徙入的超过三分之二。

明初朝廷及时颁布了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政策。武昌县水利建设兴起，鄂州粑铺大堤、长江丁桥堤、石盘堤、水泾堤，都肇基于明早中期。樊湖环湖垦殖这一时期也加快了进度，樊湖周边田庐港路快速发生改变，武昌县内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人口持续增长。

宋元时期，江南吴中为天下粮仓。“苏常熟，天下足”朝野闻名。到明代中前期，江浙地区大部分土地转为种桑植棉，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种植面积不足三成，苏常的天下粮仓地位逐步为更大规模的湖广取代。“湖广熟，天下足”开始名满天下。武昌县位于湖广粮食主产区，这个时期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种植得到快速发展。

明朝于1368年建立之后，实施布政使司—府—县三级地方治理体制。明初，全国处在行政体系最基层的县城都十分破败，人口稀少，城池荒废。明初期朝廷颁布了加固和重修包括县城在内的各级城池的法令，在全国掀起了筑城高潮。但这时朝廷是普遍号召，有条件筑城的县大多数以土筑城，砖石筑城在少数富庶地区开始出现，还难以普及。

宋元时期武昌县有县无城，明初朝廷号召重修县城，武昌县人少力薄，只能对县城小修小补。明天顺年间知县杨子奎增修各门造巡警楼，嘉靖年间知县张铎建衙城，以卫仓库。

B、

明成化二年（1466年），朝廷再颁法令：“凡郡县无城池者，有司宜择农隙修筑，专遣宪臣奉玺督之。”从正德十一年（1516年）起，各地广筑县城，并且普遍将城垣甃　以砖石。《畿辅通志》载：“嘉靖、万历后，全国已经不再增加城池的数量和扩大城池规模，而主要进行包括县城在内各级城池的砖石包砌工程。”《武昌县志》载：“明万历元年（1573年）起，武昌县于西山东麓始建石城。”当时的武昌县令李有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县官，毅然创举全县三十七里均派夫役，就山鉴石，期月告成。明代武昌县石城基本建在隋唐武昌城基础之上，“严楼警阁，巍峙相望，榜其四门，崇祯末年增筑沿城、桥铺于雉堞间，以资守御”。

但好景不长，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颁令每攻下一城，转移之前都将城墙拆除，以防止明军据城反击。“夷其城来巩固战争成果”，这种行为被称为“平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由江北团风偷渡过江，在樊口登岸，攻下武昌县城，转移前对武昌石城进行了严重破坏。1645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从南向北，再克武昌县城，明代武昌县石城再遭重创而尽毁。

清朝比明朝更加重视地方筑城。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诏令各省，“城垣倾圮，桥梁毁坏，地方官能设法修葺，不致累民者，该督抚具题叙录，未及时修缮，夺常俸六个月或降一级”，“十五年，复请各官捐修城垣”。清代武昌府城同时也是省城，武昌县隶属武昌府。清朝中前期，内地十八行省都持续对府、县两级城市进行重建或大规模修葺。但因为种种原因，武昌县城的重建或大规模修葺相对滞后。

康熙朝各地方筑城力度最大，但可惜武昌县当时不具备重新修城条件。武昌县城“一仍明旧，岁久倾颓。康熙五年（1666年）知县熊登捐俸鸠工，建修门楼雉堞。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知县吕贲恒重修四门。后历任补葺完固”。到清乾隆四十至四十四年（1775年—1779年），武昌县申请到朝廷官银，知县谢梦草主持大修武昌县城。

据县志记载，清代大修后的武昌县城，周长4.8里，城高4.67米，置4门，另有水门、谯楼。清代武昌县城基本利用的是明代武昌县城的基础，整体比明代武昌县石城规模稍大。据《中国城市通史》记载，清晚期湖北省各县城平均周长4.04里，在全国处于中下等水平。大修后的武昌县城规模，在当时湖北全省60个县城中，属于中等偏上。

因为总体上城址基本统一，明、清两朝多次修建的武昌县城，被统称为明清武昌城。

C、

可惜，不久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四次攻破武昌县城，县城城墙被拆开多处垛口。其中，第四次除了太平军毁坏县城，清军为了和太平军决战，还公然掘开洋澜湖堤往城内灌水。樊山东麓最后的武昌县城，至今仅存江边南浦路口至武昌楼间百余米红石城基。

清朝建立以后，继承了明朝一些有效的农业政策，鼓励大力兴修水利，公开招民垦荒。康熙十年（1671年），清政府在长江流域大兴水利，武昌县长江干堤在这个时期得到大的提升和巩固，县内各湖泊围垦范围均有所扩大，湖泊围垦区旱涝保收能力有所提高。

然而，明清时期修建的长江及内湖干堤，根本不具备抵御长江全流域大水的能力，洪水灾害始终是对武昌县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据《湖北水利志》记载，十九世纪后50年，包括武昌县在内的湖北东部地区，平均每六年就发一次大水，其中1870年长江全流域大水堪称有记录以来的历史之最，其破坏性远在二十世纪最大水灾的1954年之上。

清朝沿用省—府—县三级地方治理体系，对县以下仿照明朝的里甲厢坊制度，对百姓沿用限制性管理。所谓里甲厢坊，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里下为甲。武昌县内部的乡里设置，明清基本保持稳定，内四外四三十七里的格局两朝没有大的变化。

十八世纪末，由于机器大生产的推广，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西方工业革命带来人口爆发式增长，欧洲人口短时间增长三倍。恰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大量的人口。”西风东渐，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国，同期清朝人口也增长极快。明末，全国人口不到一个亿，到清中晚期的1820年，全国人口已增至3.53亿，1852年达4.23亿，武昌县人口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超高速增长。

据《鄂州市志》介绍，清代以前武昌县人口长期在5万左右徘徊，光绪十一年（1885年）全县人口已达16.32万。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县人口迅速增长到47.97万。后因为各种原因人口有所减少，全县人口规模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3年才超过48万。

编辑：邱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