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长江文化艺术季将于9月14日在武汉盛大启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等长江流域省区市的文化、文艺名家齐聚湖北，“赓续长江文脉，共创时代华章”。本次文化艺术季群英荟萃、精彩纷呈，将为湖北人民呈现一系列文化盛宴。其中，“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将于9月20日至10月20日在武汉举行，展演期间，16台艺术质量上乘、地域文化特色浓郁、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优秀剧目将轮番登场，涵盖京剧、地方戏曲、话剧、舞剧、歌剧、音乐会、音乐剧、芭蕾舞剧等多种艺术门类。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京剧院等5大国家级院团都将带来经典作品。国家京剧院青春版《杨门女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员陈丽君、李云霄搭档出演的青春版《梁祝》、湖北省京剧院的京剧《秦香莲》等经典作品都将与广大观众见面。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曾指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荡，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做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角度指出了南北文学的主要差异。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千古大问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的慨叹都已随着江水流向缥缃深处，戏曲才踏着玲珑的脚步来到南宋的江南。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很多市民娱乐场所——瓦舍勾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有了综合的趋势，出现了“宋杂剧”。北方有宋金杂剧，稍后的南方出现了永嘉杂剧（即南戏），二者在体制、题材、形貌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戏曲传播有南北贯通的两条传播主干道，南北通道之外，还有一条东西通道。长江滋养了大半个中国，也承载了戏曲的半边天下。自南戏在江南问世后，八百多年间，长江流域众多剧种声腔创生、发展与兴盛。奔流不息的长江从高原飞流直下，是一条天然的文化走廊，既连接着中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昌盛的江南、湖广、巴蜀，为戏曲提供了一个天然大舞台，也连接着古老神秘的雪域高原与相对落后的云贵高原，透过种种历史机缘，为当地表演艺术提供新的营养。
明清时期各种声腔体系与众多地方戏、少数民族戏曲的形成与传播，与长江水道有着紧密的联系。
昆腔和传奇的主要传播方向，是从长江三角洲地区沿江上溯。如明后期的徽州（新安）：“曲之擅于吴，莫与竞矣。……十年以来，新安好事家多习之。” 外出经商的徽商，常从吴地买歌儿回家乡演唱。又如沙市，士大夫聚宴时常有“吴伶”演唱，并有“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歈，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 的情形。再如有“蜀中岭外伶人莫不唱《红梅花》” 的记载，可知传奇明末已盛于四川和岭南。清初在湖南衡阳，也有“剧演《玉连环》，楚人强作吴歈” 的情形。这些都表明在明末及清初用水磨昆腔演唱的传奇广泛流行于长江中上游地区。
清代长江流域的乱弹不断因时因地而变。乾隆间两淮巡盐御使伊龄阿在一封奏折中称：“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这里说到的“昆腔以外”的种种声腔都属乱弹，流行区域已横跨从长江上游到下游的广大范围。乱弹形式灵活，戏班流动性强，云贵、巴蜀、湖湘、吴越密布的水系为其冲州撞府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戏班循水路活动，其流动演出被称为“跑码头”。
长江黄金水道，历来是移民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即有军屯、民屯、“湖广填四川”等人口大迁移，这些规模庞大、历时漫长的移民潮，带来了各路戏曲声腔剧种在整个流域的传播。各个剧种间相互借鉴、彼此学习，移植剧目、转化创新，由此造成外来与本土交集，汉族戏曲与少数民族戏曲相互激发与吸收，在大大小小的移动潮中，戏曲承载着民众的喜怒哀乐，流布于长江沿线的田间地头，街衢巷陌。移民将不同地域风格的戏曲元素，带到流寓之地，在当地交流融合，为新的剧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环境。
汉剧的形成即是显例。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随着经济的发展，长江及其支流汉水也成为运输木材、药材、盐的重要通道。襄阳作为汉水重镇，北进中原，南通荆楚，有“水旱码头”之称；长江沿线的沙市西连巴蜀，南邻洞庭，已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汉水与长江在汉口汇合，二水交汇的汉口迅速成为商业重镇，到清代已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是湖湘地区商业贸易中心。
与此同时，湖北地区经历了剧烈的人口变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外来移民带来大量劳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山地、湖沼低地得到开发，促进了湖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商品的流动，同时带来文化的交融，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将自己当地的音乐声腔带入，逐渐形成融合南北声腔的“楚腔”“汉调”，最后演变为湖北的代表性剧种“汉剧”，又通过商路传播到全国各地，并逐渐形成汉、荆、府、襄四大支流。
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长江沿线，扬州、南京、杭州、无锡、芜湖、安庆、汉口、荆州、沙市、襄阳、汉中、岳州、湘潭、常德、辰州、衡阳、永州、泸州、重庆、成都、昆明等等，都既是商贾云集之处，也是戏曲集散之地。剧种的产生流传与声腔的演变，同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戏曲作为商业娱乐活动，在演剧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到市场。戏曲艺人在各地“冲州撞府”时，为适应不同人群的语言、习俗和欣赏习惯，在表演、声腔、剧目上进行改变，这种改变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形成新剧种。
明代徽商异军突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长江水路交通的便捷、发达的“小商品经济”基础等条件，安徽逐渐成为各种戏曲的汇集地。
其南边，江西兴起的弋阳腔、乐平腔传入安徽皖南，“江以西曰弋阳者”与安徽江北的怀宁、望江仅一江之隔，既可隔江相传，又可顺江而下去安庆一带，弋阳腔传入皖省境内便是水利渠成之事；乐平地区与婺源相邻，徽州在明代的经济中心地位决定了周边民众均乐而往之，长久的人员流动也催生了文化、音乐、戏曲的交融。
东边，便利的长江水运是徽商经济的命脉，从皖南顺江而下达南京、扬州、昆山等地是徽商的一条重要发达之路。苏皖两地的戏曲音乐交流成为两地经济交往的“伴生品”，昆山腔逆江而上与徽州腔顺江而下是明代安徽戏曲音乐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昆山腔的改革成熟以及明末徽剧的诞生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皮黄在湖北形成后，沿长江向西路发展，一路传到安徽。本来在黄陂、黄冈本土生长的花鼓戏已经吸收了弋阳腔的某些长处，到了安徽又和安徽原有的石牌腔发生接触。加以安徽自从明朝以来就成为各种声腔的熔炉，而且一省之内分化出五光十色的腔调，因此，二黄虽然产自湖北，却是在安徽拐了一个弯，添上安徽戏曲的各种因素，然后通过徽班带到北京去，再从北京出发，支配了全国的舞台，成为影响深远的国剧——京剧。
鸦片战争后，长江沿线城市上海取代苏州、杭州成为新的演剧中心。上海由现代商业资本经营，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商业气息十分浓厚，不满现状要求变革的情绪日益高涨。清末民初，在社会改良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戏曲界艺术上大力创新，大量编演具有新的意识内涵的“改良新戏”。此期出现的文明戏也以上海为第一据点，由此传至长江沿线的南京、芜湖、汉口等城市。后来话剧在上海一直活跃，对戏曲的影响很大。在高度商业化的环境与新的社会思潮的交错影响下，上海京剧逐渐形成以艺术上不守陈规、勇于创新为突出特征的“海派”。
清末民初，江浙地区的众多流民先后涌入上海，他们也带来了相应地区的农民戏曲和说唱。自外地来沪的戏曲，有一些逐渐在上海扎下根来，并不断发展提高，如越剧、甬剧、淮剧、锡剧、扬剧等等。上海四郊乡镇的花鼓戏也逐渐打入城区，后来发展成为沪剧上海的文化风气连同其光景常新的戏曲，不断溯江而上，对长江沿线其他大中城市形成重要影响。“海派”京剧的创新精神，对长江其他地区的京剧以至其他剧种都有重要影响。
揭开历史的面纱，拂去岁月的风尘，长江流域的戏曲不断接受时代的洗礼，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柳暗花明的天地。滚滚东流、奔腾不息的长江成就了中华戏曲的万紫千红与繁花似锦……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首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带来的艺术盛宴，“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好戏连台，必将高质量推动长江文化艺术传承发展，为我们展示新时代的万里长江图，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湖北”贡献、“长江”贡献。
（作者陈建华，系湖北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