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孙权改鄂县为武昌。孙权为何将鄂县改名为武昌？笔者尝试从史籍中寻找答案，一孔之见，权当谈资。 

三国时期，孙权在武昌建都称王称帝，并在城区设置武昌郡、武昌县治所。公元229年，孙权迁都建业（今南京）后，武昌的地位下降。由于朝代更迭、政区变动，武昌以郡（或府）与县治并存数百年，到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武昌才被改名寿昌。 

80年后，元盛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恢复武昌名。辛亥革命后，1912年，因江夏县改名武昌县，1913年，武昌县（今鄂州）又复名寿昌县，由于寿昌县与浙江的寿昌县同名，1914年，又改称鄂城县。 

古代“武昌”一名，在今鄂州历经了近1700年的历史。 

清光绪《武昌县志·山川》引述《宋史·地理志》曰：“武昌，以武昌山为名，孙权所都。”说明孙权当年是将治所以南150多里处（今谢埠村）的武昌山名拿来作为王都名。其原因是武昌山“高百丈，周八十里”，所以孙权都鄂，易名武昌，取“以武而昌”，是因为武昌山是名山。当今也有学者坚持此说，因以风物形胜命名，符合我国历来命名的风俗习惯，此说表明是先有武昌山，后有武昌城。 

山名、城名，到底哪个在前？各有说法。那么，孙权提出的“以武而昌”命王城名的由来和历史文化内涵又是怎样的呢？这大概要看孙权当时来鄂县筑城称王称帝的形势背景。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任用吕蒙、陆逊率军趁关羽北上，攻击曹魏大军，荆州空虚之机大败蜀汉，捕杀了关羽父子等人，夺回了荆州，控制了夷陵、峡口以下和汉水以西长江中下游的地区，形成了三股割据抗衡的势力。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曹操死，他的儿子曹丕迫不及待篡汉自称为帝立国。次年（公元221年），刘备在四川成都称帝立国。孙权不甘寂寞，也于此年由公安东下来到鄂县，大兴土木，改筑新城，兴建宫阙，做好称王称帝准备。 

公元221年8月，当新城建成后，孙权召集诸将，以政治家的眼光，作了一次安邦兴国的警示讲话：“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受身之谓。夫保已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 

将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生存时不应忘记灭亡，安逸时要考虑危险，这是古代有益的教训。过去，隽不疑是汉代名臣，在太平时代却刀剑不离身，这就是说对于武备，是不可以放弃的。何况如今我们处在边境地区，豺狼一样的坏人不断来犯，怎能够轻视疏忽而不考虑突发的灾难呢？近来听说众位将领出入，都崇尚谦和简约，不带随从武器，这远不是考虑周全、爱护自身的作法。保全自己，留名后世，使君主和亲人安心，与前者相比，哪种更值得效仿呢？应该严加警惕戒备，务必崇尚大节，以称我的心意。” 

孙权的这番警示，应是针对吴军取得夺回荆州巨大胜利后，产生的骄傲、轻敌思想，或者“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势，认为东吴鼎立江东，凭“三江之险”天下太平了而讲的。此时，孙权没有陶醉于一时胜利，相反清醒认识到，“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主张“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和“宜深警戒”，方能保疆固土，国泰民安，兴旺昌盛。 

由于吴国牢记了孙权这一警示，在强军备战上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在武昌江北筑邾城（现武汉市新洲区），常驻军2万余人。其次，沿江筑烽火楼台，传递边境军事情报。再就是在武昌“铸造千口剑”，建造战船，改善装备，扩军备战。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以武而昌”的注脚。

（作者：鲁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