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出于分散风险考虑，出资鼓励企业将供应链多元化，但日本在华企业不会因补助政策而大规模撤出。未来将有两点变化：第一，中低端投资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会加速；第二，过去为规避风险，大部分国际制造巨头会在同一个国家找两家供应商，疫情之后，他们会为同一种产品在两个国家分别设定供应商

日美政府先后鼓励本国企业撤出中国，并为此支付费用。这是最近一周国内媒体热炒的的新闻，该新闻在激起又一轮“爱国”情绪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担忧。《财经》记者深入调研，试图给出真相。

日本政府的完整表述是：对于某一国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回归日本国内，以及对向东南亚分散生产基地，谋求产地多元化的企业，日本政府将对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2/3的（搬迁）补助，大企业提供1/2的（搬迁）补助。

这一表述是安倍政府在4月7日的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中的条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在美国时间4月9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政府允许企业将搬家成本百分之百费用化，在税前抵扣。

在疫情拖累经济、就业压力攀升的大背景下，日美两大经济体同时出现将企业撤出中国的声音，一时间在国内引起巨大关注。不过美方仅仅是库德洛个人发表观点，而日方则是在政府应对疫情的经济文件中出现了详细的补助政策，日企撤出中国的威胁似乎更加现实。

综合《财经》记者采访的日本企业、专家、智库的观点来看，日本企业是否撤出中国，并不会因为近日出台了补助政策而有明显变化，多家代表性的日本制造企业表态将继续在华加大投资。补助政策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帮助企业维持活力，分散供应链风险，而非撤出中国。该政策没有强制力，是否搬迁中国的工厂，取决于企业自身决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海外布局就有所谓“中国+1”的战略考虑，即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构建生产制造能力，避免过分依赖中国。

根据日本政府出资设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日本企业的调查，过去五年考虑缩小或转移在华业务的日企比例一直稳定在不足10%，且占比逐年小幅减小。疫情暴发后的最新调查，上述数据未有明显变化。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大量在华日企目前持观望和维持态度。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副所长川渕英雄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总结道，这一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日本企业搬迁，而是考虑经济不景气，企业原本计划的投资行为可能受影响，是政府提出措施帮助企业维持投资，它和中国政府的“新经济·新基建”相关经济刺激政策类似。日企不会大规模撤出，但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及为了国民安定生活和企业稳定生产，可能日企继续对外投资会受影响。

川渕英雄解释称，中国媒体认为日本企业会利用新政策将企业搬回日本或其他国家，“搬迁”的形容是不合适的，文件中并未如此表述，只是说要分散风险。川渕英雄认为，应该也不会有日本企业因为有了新政策才考虑搬迁，但如果有企业的供应链因为受疫情影响大，自身有分散风险的考虑时，可以利用这一政策。

在4月16日中国商务部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应有关日美企业撤出中国的提问时表示，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各国企业多年来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

高峰还介绍，据有关调查，中国华南地区98%的日资企业已恢复生产，开工率达到100%的企业占41.4%，开工率为80%至100%的企业占42.3%。其他地区日企复工也取得积极进展。已有很多日企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进一步开展对华投资的意愿。

日本政府首次强调供应链风险

日方文件中备受关注的制造业搬迁政策，仅仅是安倍政府在4月7出台的全文 47页紧急经济政策中的一小章节，相关内容出自第二章第四部分“构筑强韧经济结构”的“供应链改革”一节中。

该紧急经济对策分为两章，第一章为“认识经济现状及政策出台原因”，第二章为“具体措施”。除了供应链改革，这份紧急经济对策的内容还包括，为防止新冠肺炎感染扩大，提高医疗供给体制，加速治疗药物和疫苗开发，给中小企业和生活困难的家庭提供支援，为观光、运输、饮食、赛事活动、娱乐活动等提供支持，活跃地区经济，支持企业海外事业顺利进展、支持农林水产食品出口并强化此类产品的国内供给，以及加速在线化、数字化改革等。

在“供应链改革”一节中，该“对策”提及，因新冠肺炎感染扩大，口罩等卫生用品的供应链的脆弱性已经体现出来，将通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支援生产向日本国内回归及生产多元化，构筑坚固的供应链体系。

具体来讲，对某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的生产回归日本，日本政府为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的搬迁补助率是2/3，大企业补助率为1/2。针对生产口罩、酒精消毒液、防护服、人工呼吸机、人工肺等关系到国民健康生活的公司，为这些公司生产转回日本国内的补助率为：中小企业3/4，大企业2/3。

在海外依赖度高的医药品原药等生产转回日本国内，补助率是1/2。对某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方面，会向东南亚分散生产点，谋求生产地多元化，并为此类中小企业提供2/3的补助，为大企业提供1/2的补助。

该“对策”还提到，因为存在零部件对某一个国家依赖度高的情况，要寻求替代这类零部件、降低这类零部件使用量的方法，通过数据合作，再造一种迅速、柔性的供应链，投资开发强韧的供应链，确保和储备稀有金属。

4月7日出台的对策，也是日本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第3轮紧急经济对策，2月13日和3月10日，日本政府已经先后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紧急对策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本部决定。

这份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对策涉及资金108.2万亿日元，财政支出为39.5万亿日元，其中27万亿日元将出自国家和地方财政，12.5万亿日元通过发行国债融资。在供应链转移方面，为支持供应链回归日本国内、谋求供应链多元化，日本政府将为供应链改革投入2435亿日元，并写入2020年修正预算案中，其中支持生产回归日本的投入是2200亿日元，支持生产分散到其他国家的是235亿日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3月5日的未来投资会议上表态，因为担心从中国等国家出口到日本的制品供给减少，对供应链产生影响，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的依存度过高的制品、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制品的生产据点回归国内，并支持企业将生产据点搬回日本国内。对于附加价值不高的产品，遵循生产地多元化原则，考虑将生产向ASEAN（东盟）国家分散，以此强化供应链。

据NHK等多家日媒报道，有日本内阁官员指出，日本电子产品、电脑、汽车零部件进口依赖中国，且在发达国家中对中国的依赖是最高的。新冠肺炎最先暴发的武汉是中国汽车产业聚集地，因为工厂停工，中国零部件出口暂停，日本汽车生产也被迫按下暂停键。因为新冠肺炎感染扩大，来自中国的口罩、汽车零部件供给滞后，凸显了日本供应链的脆弱。而民间调查显示，担心疫情对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的企业比较多。

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提供给《财经》记者的一份发表于4月15日的报告显示，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认为，日本政府发表于4月7日的政策核心在于建立对企业和个人的补助制度，实质上是强化日本的安全网。

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关辰一向《财经》记者表示，日本的供应链迁移补贴政策受到了美国影响，日本也开始考虑国家安全保障的问题。此外，日本企业界在金融危机后就提出了“China+One”的战略，对日本制造业来说，虽然还离不开中国，但也要去人工费用更低的东南亚国家投资以提升竞争力，而此次是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供应链迁移。关辰一还表示，政策中明确的领域还包括口罩产能转移，但在中国制造口罩的日本企业不多规模不大，受政策影响更大的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计划搬迁的在华日企不足10%

疫情之下，尽管日方舆论和政府政策都强调供应链对中国依存度高的风险，但综合多家日企反应和各方专家观点来看，日企对该政策并不积极，此次政策不会导致日企大量撤离，中国自身巨大的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链决定了日企不会轻易搬家。

曾在大型日本财团任职十余年的国家电投集团柴茂荣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综合来看，近期不太会有产线回迁。因为生产设备折旧的因素，比起回迁，在日本重建产业链更加现实。

川渕英雄对《财经》记者介绍，日本对华投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大约是7:3，而全球对华投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大约是3:7。相比而言，服务业投资变动幅度更大，更容易采取行动，而制造业不容易出现变化。川渕英雄还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帮助制造业维持运转。

关于日本企业考虑分散供应链风险，川渕英雄表示，有汽车厂商由于来自单一国家零部件供应中断，影响了整车组装；还有口罩由于海外进口比例太大，在全球需求猛增的情况下，导致国内出现供应紧张，这类企业可能会考虑做调整。

日产汽车对《财经》记者回应，在新冠疫情暴发阶段，由于中国工厂零部件供应短缺，日产汽车位于日本九州的工厂临时调整了产能。但中国是日产汽车最重要的地区市场，日产汽车对中国汽车市场以及日产汽车在华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充满信心；疫情对供应商的影响还在内部评估，暂不透露更多信息。

日产还介绍，日产广州、郑州、大连、襄阳和十堰的所有事业部及下属工厂2020年2月17日后陆续复工，日产汽车在华合资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武汉总部也于3月30日复工。截至3月底，除湖北省少数城市及武汉之外，日产、启辰， 英菲尼迪及东风品牌的全国90%以上的经销商和供应商都已复工。

日本最大车企丰田回复《财经》记者，公司战略没有变化。公开信息显示，丰田依然在加大对华投资，4月2日，丰田与比亚迪各出资50%的纯电动车研发公司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计划5月内正式开业，未来将开发针对中国消费者的纯电动车。此外，广汽集团在2019年年报中披露，广汽丰田新投资项目——广汽丰田新能源车扩产项目（一期、二期）计划投资金额113.3亿元，预计投产时间为2022年。

三菱重工中国公司回应《财经》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供应链迁移的任何通知需要进行，公司运行没有变化，没有因为日本政府最近的政策受到影响。

马自达中国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太了解相关救助计划，现阶段不便回应。该人士表示，马自达和国内伙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信心，今后也会持续保持友好的合作方式。现在不同车型的国产化比例不太一样，平均可达到80%以上。

松下回应《财经》记者称，松下了解到日本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目前不予置评。松下同时表示，中国是松下集团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2019年4月成立了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会继续加强中国事业的发展；产业链是否调整，将根据今后的实际情况研讨。2019年4月成立的中国东北亚公司，是松下集团首次在日本以外成立实业公司，该公司拥有85家法人公司，约6万名员工。

一位熟悉日本工程机械行业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政策对企业实际意义不大，日本本土市场不大，海外发展为主的方向不会改变。如果生产迁出中国，如今中国企业制造能力已经不相上下，相当于把市场拱手让给中国企业、放弃中国市场，得不偿失。该人士还表示，日本生产布局原则是贴近市场，比如中国、欧洲市场足够大，就在当地生产。

一家日本家电制造企业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司决策层目前没有任何有关该补助政策的应对信息，反而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情况较好，已经在传递“尽快动起来”的信号，号召企业应对市场的恢复。

华东地区日商俱乐部在4月1日至6日针对华东地区的710家日本企业进行了是否会调整供应链的紧急调查，调查对象是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华东省份的日企。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地有生产设施的日企，86%的企业不会做出调整，当地没有生产设施的日企，92%的企业不会做出调整。此外，在中国有工厂的日企，已经回迁的占2%，计划回迁的占7%，二者合计占9%。

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于今年2月的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690家接受调查的在华日企中，43.2%的企业将扩大业务，50.6%的企业将维持现状。预计缩小或转移到第三国的分别占比5.4%和0.9%。

图1：2015年以来在华日企今后1-2年业务开展方向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经济信息部部长藤原智生对此表示，对比去年和疫情发生后的调查数据，结果基本一致，没有明显变化。制造业是长期投资，很难简单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供应链是重要因素，原则应该是尽量当地采购。

投资向东南亚分流是必然趋势

综合多位受访企业的反馈来看，新政策不会导致大量日本企业搬迁，市场才是决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界“China+One”的策略，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相比回迁日本，前往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是不少日企及其配套产业链上的企业的选择。

国家电投柴茂荣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回溯过往，2012年起因为政治事件的因素，一些制造业已经布局东南亚、压缩国内订单了。跳出疫情来看，不少外资企业本身是做加工出口的，对生产成本十分敏感。因为中国制造业成本逐步提高，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迁移到东南亚、自动化程度高的回到日本，从中国购买原料成为新的趋势。

图2:：今后1-2年将“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2012年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意愿的拐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最近10年以来，愿意在华扩大业务的日企比例在2012年首次低于东盟，当年愿意在华扩大业务的日企比例从前一年的66.8%大幅下降至52.3%。2012年是近10年来中日外交关系的冰点，当年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外交摩擦不断，两国外交正常化40周年相关活动被取消。

政治影响因素之外，日企在华业务景气度下降和制造成本上升也是部分日企逐渐退出中国的重要原因。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缩减或撤出海外市场的日本企业中，当地市场销售额减少和成本增加是头两大原因，在华日企受此影响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东盟国家。因当地销售减少而缩减或撤出的日企，在中国是66.7%，在东盟是46.2%；因成本增加而缩减或撤出的日企，在中国是56.4%，在东盟是44.6%。

前述日本家电制造业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近七八年来，日企在华都不太景气，制造业主要是受产品同质化、中国品牌质量迅速提升、中国政府对本土公司支持加大等因素影响。该人士表示，日企在华投资最看重中国市场大、劳动力成本低，以及中国政策支持外资引进。但近十年来外资的政策红利在减少，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迅速，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经从热潮期进入到平稳期，甚至衰退期。

国内制造成本上升也催生了部分企业外迁，但同时也展现出中国与东南亚产业格局差异的分化。

图3：对日企而言不同国家的功能变化（2015-2019）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对日企而言，在通用类产品上，中国制造占比要显著低于东南亚国家及印度，而在高附加值产品上，中国制造的比例基本稳定在最高。藤原智生对《财经》记者分析，中国国内有完整的供应链，这对制造业投资来说是优势。中国工厂相比其他国家水平更高，员工技能、自动化程度相比其他国家都有优势，在中国更适合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随着人力成本提高，生产通用产品越来越不划算。

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尽管在华日企撤出或转移的比例常年不足10%，但仍有许多企业在疫情前即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出于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考虑，也助涨了这一趋势。

据《财经》记者了解，兄弟、京瓷、富士施乐等日系打印机巨头的产线都在往越南转移，夏普则预备将面向美国市场的复合机生产从江苏搬到泰国，佳能也有加速改变其供应链格局的意愿。

一家为佳能及兄弟提供金属结构件的深圳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这些日系打印机企业分配给中国国内的配套厂商的订单已严重减少。他打算将过去在国内内销的产能放在越南生产，然后再回销至中国。为了保住订单，许多有条件的零部件供应商已开始加速往越南转移。

从2000年左右起，日系企业已经开始布局东南亚。佳能、京瓷、兄弟目前均在越南设有工厂，当地产业链虽没有中国成熟，但也已初具形态。对这些日系打印企业来说，进一步将中国国内的产线转移至越南，并非难事。

相比之下，因为产业链比打印机产业更长，汽车行业的转移没有那么容易。

一家为丰田提供金属零部件的东莞企业对《财经》表示，目前越南汽车制造成本较高。丰田及本田在越南都有整车厂，但是产量太小。这是因为越南目前的汽车产业链还不够完善，本土化率不到15%。

上述人士认为，如果要转移，泰国更为合适。泰国的汽车零部件生态已成规模，在当地，已能找到多家日本汽车螺丝厂。相比越南，泰国汽车产业的本土化率能达80%以上，制造成本约比越南低50%-100%。

不过，日系汽车行业整体搬迁至东南亚依然不现实。“中国国内市场那么大，不可能放弃。”上述人士表示。

更有可能的趋势是，转移部分产线到中国以外的地区。过去为规避风险，大部分国际制造巨头会在同一个国家找两家供应商，现在是一个产品会在两个国家分别设定供应商。

全球化抗疫有助于恢复全球化势头

疫情和贸易摩擦的双重考验下，企业经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年2月，日本自中国的进口额近乎减半，依赖中国的电子、汽车等行业的供应链遭受重创，日本社会2月起就已经有日本制造业是否过于依赖中国的讨论。

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家神山直树在2月18日发表的《对世界工厂中国的依赖度》中指出，日本经济对于中国制造依赖程度高，中国长期生产停滞将对日本和全球经济造成影响。2月中旬依然是中国疫情高危时期。

《日本产经新闻》社论员长谷川秀行在3月31日的“一笔多论”专栏中表示，日本应该调整制造业生产对中国的依赖。

“在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增加、日本企业供应链受损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目前的方针是，支持企业重新分配生产点。”长谷川秀行表示，如今日本企业依赖规模庞大的中国经济，很多日企已经成为中国供应链重要的一部分，但2月日本对华贸易停滞，中国访日游客数量减少90％，都给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他认为，日企应该继续遵循China＋One策略，除了让一部分生产回归国内，也应该将零部件生产向中国以外扩散，扩大进口来源，从而分散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

这些主张是贸易保护主义吗？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在4月15日发布的报告中表示，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对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三大风险之一。

他在报告中表示，日本最近出台的经济政策包含对企业本土业务复苏的支持，从风险管理角度，企业开始反思生产网络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果国际分工发生重大调整，完全依靠国内生产，这意味着全球化趋势的逆转。它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中的“本国优先”民族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蔓延。这种情况下，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效率和活力大幅下降的导火索。

木内登英在报告结尾呼吁，必须利用新冠疫情防治的全球化合作契机，防止全球化逆转，引导各国重新确认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价值观。他表示，这种流行病造成的困难经济环境，使各国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所诱惑。然而，现在全世界都在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进行着一场对抗，这是世界上从未遇到过的强大的共同敌人。这场战斗应该有足够的理由让各国更加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机工智库负责人陈琛撰文指出，全球制造基地在近百年内经历了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东亚地区的转移，而亚洲地区目前也逐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网络，中国更是在近几年取代日本成为了网络中的中心，但是从整体来看，中日韩仍然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三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其实是东亚地区制造业快速崛起的重要基础。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供应链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在某些细分行业上已经达到了“合则立,分则豫”的紧密关联。纵观汽车、机械、电子、船舶等复杂产品的制造，越来越多需要这三个国家作为主要参与力量合作完成，在许多高端制造业领域，日本和中国其实本可以作为全球的最佳拍档，在创新、效率和成本上打造全球最优。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4月16日的发布会上回应有关“去全球化”进程的提问时表示，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回头浪，但大的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合作和发展加以解决。各国应该加强合作，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在应对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挑战中，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共赢。面对挑战，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进口，在开放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日本企业也期待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9年白皮书》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包含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全面开放新格局三大部分。其中，2019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受到外企广泛关注，白皮书称，该法将给在华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带来巨大影响，期待该法切实落地，让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