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兵代表：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大幅提升防控能力，坚决防止疫情反弹，坚决守护人民健康。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荆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兵代表建议：
一是强化公共卫生应急法治保障。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项调研，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督促相关部门抓紧出台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能力建设的意见及实施规划。
二是健全公共卫生应急工作机制。建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公共卫生安全责任制管理规定，将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制度体系。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组织实施传染病症状监测、阳性检测结果监测信息化工程，实现监测信息化、预警自动化，切实提高疾病监测科学化水平。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应急响应总要求，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规范开展病例救治、密切接触者隔离、疫源地终末消毒等防控措施。建立符合县（市、区）、乡（镇、街办）、村（社区）实际的公共卫生应急防控制度，明晰各级的法定职责、权力清单，不断提升公共卫生应急防控能力，构建公共卫生社会面防控体系。
三是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加强疾控机构建设。探索疾控机构分类改革，尽快建立职责明确、能级清晰、运转顺畅、保障有力的疾控体系和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提高疾控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建立涵盖疾控、监督、科研、传染病救治多专业的公共卫生快速响应应急队伍。
加强传染病救治机构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地市级实现规范化的传染病救治医院全覆盖。县（市、区）以综合医院为依托，以“平”“战”结合方式，规划建设满足疫情防控需要、能实现独立隔离县域传染病救治中心，“平时”结合各医院实际用于日常医疗业务，“战时”结合抗疫需要集中用于隔离救治。整合各医院感染科人才和技术资源，加强传染病防控和治疗专业人才培养，切实提高在传染病救治时的应变能力、诊断能力和治疗能力。
加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提高卫生监督人员中专业人员比例，提升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人才整体素质。加强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传染病有效应对处置保驾护航。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把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纳入地方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做到关键时刻供得足、调得出、用得上。
张家胜代表：下好创新“先手棋” 培育经济新动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宜昌市市长张家胜代表介绍，疫情期间全国医用防护物资告急，宜昌迅速响应，筛选具备条件的企业实施扩产、转产、新建项目，不仅有力保障了本地防疫需求，为全省乃至全国作了贡献，经此一战，还培育出一条医用防护物资产业链，医用口罩、防护服、医用面罩、护目镜、医用橡胶手套等产品订单不断，人福药业、东阳光药业等一批龙头企业产值实现逆势上涨，成为宜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
张家胜代表表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与其被冲击，不如去冲浪”。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首先要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瞄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支持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加强对颠覆性技术和高端核心产品的研发攻关，力争实现“弯道超车”，掌握发展主动权。其次，要跑出新兴产业“加速度”。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让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让优势产业扩大优势、让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努力把疫情中的产业亮点变成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点。最后，要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更大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有效解决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帮”在企业急需时、“扶”在企业困难处，以“硬核”政务服务助力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宜昌现已组建仿制药技术创新和医药产品生产两大公共服务平台，开展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多达65个。疫情期间，宜昌立足产业优势、依托龙头企业，迅速整合培育出一条医护物资产业链。当前，宜昌正抢抓全球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中央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等机遇，主动作为，奋发有为，加快生物医药企业扩量提质，努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仿制药生产基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肖黎春代表：理顺电价交叉补贴机制 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电价交叉补贴”是在不影响整体电价水平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电价结构，达到一部分用户给予另一部分用户电价补贴的政策目标。目前我国电价交叉补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用户类别看，由工商业用户补贴居民、农业用户。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用户的供电成本较低而电价水平相对较高，长期补贴了供电成本高、承受能力弱、电价水平低的居民和农业用电。二是从城乡情况看，由城市补贴农村。城市与农村相比，负荷密度高、单位电量供电成本低，1998年国家推行城乡同价政策后，形成了城市对农村用电的交叉补贴。三是从电压等级看，由高电压等级补贴低电压等级。理论上，低电压等级用户所用电网层级多、资产多、损耗高、用电负荷率低，输配电价应显著高于高电压等级用户。实际上，高电压等级用户电价水平相对其成本偏高，形成了对低电压等级用户的交叉补贴。
全国人大代表肖黎春介绍，我国长期执行电价交叉补贴，对补给居民生活和“三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当前的电价交叉补贴形式及规模已成为影响电力市场建设、营商环境改善、节能减排成效等的重要因素。
肖黎春指出，理顺电价交叉补贴机制，有利于降低工商业电费负担，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200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4年没有提高居民用电价格。2019年我国居民电价每千瓦时0.542元，在36个国家（35个可获得数据的OECD国家和我国）的居民电价中，位列倒数第二，远低于美国的0.901元。随着居民用电比重逐年提高，使得工商业补贴负担日趋加重。目前我国工业电价每千瓦时0.635元，高于美国的0.472元。国际上居民电价平均为工业的1.7倍，我国仅为0.8倍。如果全面取消电价交叉补贴，按照国际上1.7倍的合理比价计算，我国居民电价将提高到每千瓦时0.84元，工商业电价每千瓦时能够降低7.6分，将极大减轻企业成本负担。
另一方面，妥善处理电价交叉补贴，有利于电力市场的全面放开。2019年我国居民、农业等保障类用户用电量比重约21%（湖北这一比重达到30%），全年享受电价交叉补贴超过2700亿元，需要从高价工商业用户和低价水电、跨区购电等多方面筹集资金，才能确保电价交叉补贴来源稳定。这就使得各地低价水电、跨区购电不能向市场全面放开，无法与工业、商业用户开展电力直接交易，从而影响电力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同时，妥善处理电价交叉补贴，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有利于提高节能减排成效。交叉补贴导致电价无法客观反映电力商品价值、各类用户无法公平负担用电成本，不能合理引导电能消费、优化配置能源资源，不利于节能减排。
肖黎春建议，以中发9号文件为指导解决电价交叉补贴问题的实施方案。9号文件要求，结合电价改革进程，配套改革不同种类电价之间的交叉补贴。在过渡阶段，电价交叉补贴由电网企业申报，通过输配电价回收。应当在中发9号文件规定的框架下，加快提出解决电价交叉补贴的具体实施方式和时间进度，确保改革政策全面落地实施和顺利推进。
此外，还应组织各方力量加快探索建立配套的解决机制。一方面可以依托电网企业服务平台，向市场主体征收电力普遍服务基金或交叉补贴加价等方式解决；另一方面应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合理提高第二、三档电价标准，提供一定的交叉补贴资金。
同时，还应保障电价交叉补贴来源。统筹做好输配电价改革与全面放开经营性发用电计划的衔接，授权电网企业按照政府定价，采购相应的低价水电、跨区外来电等，保障过渡阶段以及将来必要的交叉补贴资金来源。
何大春代表：完善应急采购管理体系和制度刻不容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是世界各国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此次疫情，中国经不懈努力有效控制疫情发展，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贡献。为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中国建立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体系，在历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疫情前期，全国多地医疗防护物资告急，口罩、消杀用品等严重短缺，导致不法商贩哄抬物价、非法经营，一定程度暴露出医疗物资储备制度在应急管理中的不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大量采购应急物资。全国人大代表何大春表示，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应急采购管理体系和采购管理制度，借助信息化技术在国家层面构建统一电子化平台，这对解决重大疫情灾害发生时物资“紧急”与“短缺”问题极为重要。
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应急采购制度。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法》适用于社会正常有序运行情况下的采购行为，而不包含重大灾害紧急情况的采购。应急采购要做到有法可依，应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和规章制度。具体制度内容应包括：明确应急采购启动的条件；明确责任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设定政府紧急采购规范的资金范围和管理范围；完善紧急采购程序；明确监督管理要求。
何大春建议，根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政府采购制度层面可以结合风险级别和紧迫程度，确定相应应急采购级别，不同的级别可适用不同的采购方式和流程：对于十分紧急的物资与服务采购，能够就近和及时采购的，可以采取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但采购价格需要进行评估和公开；对于需求比较紧急，但可以适当后缓一些的物资与服务需求，可以采取除单一来源采购以外的谈判采购方式。谈判采购的目标是在保障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寻找到更好更适合的供应商；对于灾后恢复与重建中采购数量较大、质量要求更高、需要严格控制成本、公开性和透明度要求更高的采购项目，应该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对于一些需要招标但时间相对紧迫的采购项目，可以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即简化程序、缩短等标期限等，如将法定等标期限的20天，改为15天、10天甚至5天 （主要是物资和服务），有效兼顾采购效率和采购的竞争性。
二是建立统一的应急采购电子化平台。建设原则。坚持统筹规划、分级审批、分级建设、协同共享原则；建立应急采购品目库。结合可能的应急保障采购需求，建立应急采购品目库；建立供应商库。根据应急采购品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一批定点采购和协议供货入围供应商，建立供应商供应产品、供应数量、供应时间、供应质量等供应数据，定期更新，优胜劣汰、动态管理，形成稳定可靠的应急供应商体系，既满足各级采购人日常所需，又能保证紧急状态下能够及时寻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满足紧急采购需要；建立交易规则。根据紧急采购政策要求和电商交易特点，建立应急采购交易规则，实现交易与支付衔接，提升采购和支付效率；同时，加强对平台的管理。主要包括产品价格管理、供应商评价和退出、争议处理等。
龚定荣代表：提升基层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水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幅提升防控能力，坚决防止疫情反弹，坚决守护人民健康。全国人大代表、潜江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表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也要放眼长远，突出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基层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在防控疫情中，牢牢抓住救治和阻隔两大关键环节。”龚定荣介绍，在救治方面，牢固树立“一桶水对付一碗水”的理念，提早谋定5家定点医院和隔离病区，储备隔离治疗病房503间，设置集中留观点43个、观察病房1826间，确保“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在阻隔方面，见事早、行动快，强化战时管控，实施严格的“禁足”和人员管控措施，实行“七个一律”“八应八尽”，有效防止了疫情的扩散蔓延。在保障方面，统筹防控资金，多渠道筹集医疗物资，同时出台战时激励措施，落实医护人员工作补贴。
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研究出台《关于推进健康潜江行动的实施意见》，谋划了总投资20亿元的市中心医院新院、市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等项目，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全民健康管理信息化系统，尽快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龚定荣表示，建议提升全民公共卫生应急素养、全民公共卫生意识、乡村医生队伍水平以及强化大型展馆建设标准，按照“平战结合”标准，对于大型会展中心、体育馆、库房、厂房等的建造，要考虑留好接口，留出相应的空间，确保一旦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够迅速转化为方舱医院；同时以“十四五”规划编制为契机，加大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按照“平战结合”的要求建设传染病专业医院，确保一旦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够迅速转化为应急医院。
（经济日报记者 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