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大战，峡江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军溃逃。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闰六月的武昌，这个火炉之地还是高温滚滚的夏末秋初。夷陵喜讯传到孙吴都城武昌，孙权将群臣召集到城西樊山的吴王避暑宫，共同品味建都封王后的第一枚大捷胜果，并商议如何奖赏有功人员、迎接即将班师回武昌的将士。

孙吴群僚回眸夷陵之战这段跌宕起伏的历程，他们认为，大胜刘蜀的关键在于孙权使出的两大胜招。

其一是战略上的以退为进，大见成效。这从三件事上便可一目了然。

面对急于复仇的刘备，孙权冷静地从公安后退至鄂县，既回避了蜀军的锋芒，又通过建都筑武昌城，建立起稳固的战略中枢，有效沟通了长江上中下游、前方及后方，还通过高扬“以武而昌”的大旗、下达“武备令”，有力激起了孙吴上下积极进取、志在必得的精气神。

面对曹、刘两家先后称帝和刘备亲率大军东征，孙权没有赌一时之气，而是在武昌韬光养晦，主动由鼎立相争退为“使命称藩”，不仅实现了“媾和曹魏、专心对刘”的战略目的，还捎带有了受封吴王的意外收获，激发了孙吴上下的斗志。

当四万蜀军从白帝城袭来时，已做好万全布局准备的吴军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是边打边退至夷陵、　猇亭一带，诱敌深入七百里，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给予致命一击。

其二是用人上的唯才是举，形成上下同心、出奇制胜的局面。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人的使用上。

刚来到鄂县着手建都的孙权，就接到刘备已出征来袭的情报，他毫不犹豫地任命39岁的陆逊为这场大战的前线总指挥。《三国志·陆逊传》对吴蜀双方前线总指挥这样评说：“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却）摧而克之。”陈寿的言下之意，就是孙权选择使用“春秋方壮，威名未著”的陆逊，是孙吴赢得这场胜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人便是孙权堂兄孙河第三子、安东中郎将孙桓，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恰好证明孙权不论宗亲、任人唯贤。黄武元年，孙桓25岁，随陆逊抗击刘蜀。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大战“初，孙桓别讨（刘）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陆）逊”。陆逊“未可”。对此众将不理解，孙桓埋怨。因为陆逊知道，这是蜀军所施围点打援、引蛇出洞之计。同时，他认为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所以只要按照后发制人的战略反攻，孙桓之围不救自解。事后，孙桓切身体会到陆逊“调度自有方耳”，把原先的埋怨抛到脑后。探究此事，也能见证孙吴在用人上的宽松环境。

第三个人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江表传》说，来到鄂县的孙权正要尝试与蜀谋和时，有人秘密向其献上谗言，说诸葛瑾“别遣亲人与汉主相闻”，即暗中勾结刘备。陆逊致信孙权不相信此事。孙权以文书回话，说诸葛瑾与其“恩如骨肉”，认定他“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不仅如此，孙权还让诸葛瑾向刘备致笺。

谗言在孙吴这边反而加深孙权对诸葛瑾的信任，如此情况却在刘蜀阵营产生无法抹去的离间作用，导致诸葛亮无法谏阻此战，也就没有随刘备东征。

孙吴群臣总结夷陵大捷原因可以说是林林总总。但若论这场大战制胜缘由，坐镇武昌运筹帷幄的吴王孙权自然最有发言权。

他最为得意的是选择来到鄂县建都，这让其有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巨大功效和柳暗花明的美妙感觉，在此不仅有了封王的意外收获，而且如愿取得夷陵大捷，让孙吴上下品尝到了“以武而昌”的一个个胜利果实。

因此，他决定在这个给孙吴带来美好前景的都城武昌隆重庆贺一番。封赏其他有功臣僚后，孙权意欲未尽，他觉得还应做一件青史留名的事情，让孙吴臣民和华夏百姓铭记这场深刻影响东汉消亡后天下格局的大胜仗。

《三国志·吴主传》记下了这次商议后的决定：“是岁（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夷陵为西陵。”西陵中的“陵”，即为三峡最后一峡所在的丘陵山地，“西”是说这个“陵”地处孙吴都城武昌之西。

如此说来，夷陵大捷滋生的“西陵”之名，如同在三峡岩壁上为孙吴将士立起的特殊纪功丰碑。

作者：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