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际，国家不得不对许多生产生活必需物资实行票证供给，故时人有“丰衣足食七尺布，人面桃花四两油”之戏言。当时我在外地读书，后来参加工作到阳新，我父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家中“票证家族”的管理人。 

每当我面对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大发展，家庭生活日益社会化的今天，就会情不自禁地翻阅我父亲小心翼翼装进专用抽屉的几种票证，两眼湿润，感慨良多！这些亲切、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面孔，仿佛在向我诉说那些忍饥挨饿，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让人难以释怀的桩桩往事。 

印记一粮油票证 

1962年，我被分配到阳新山区当了一名教师，不久我成家了，妻子也是山区农中的教师，这在当时我的家乡鄂城县百子畈很是让人羡慕：每人每月工资30多元，供应粮24.5斤，食油四两。百子畈地处城郊，原本田地很少，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全部改种蔬菜，再不用交“爱国粮”了，政府每月供应菜农人均15斤细粮，4两油，每家一本粮油供应簿，只有春节才按户头供应少许过年物资，如黄豆、面条等。主粮不足“瓜菜代”，但社员普遍叫饿。 

我在山区同样吃不饱，好在阳新山地都种红薯，学校也自己动手开荒种红薯种瓜菜。学校食堂极简陋，一名炊事员砍柴煮红薯烧土灶，早晚为辅餐，中午为正餐，红薯“唱主角”，仅午餐每人按量蒸一小钵米饭，炒菜用油只能滴几滴，南瓜汤则无油无盐，片区教师集训、开会，也是“红苕萝卜开会”。多数教师患有胃病，想吃餐纯白米饭或面条或馒头只能是奢望。 

后来我被抽调参加“四清”工作，尔后调动从政，先后在区和拆区后的公社任职。行政人员吃粮供应每月27斤，下乡每天补助半斤，蹲点住队吃“派饭”，每餐半斤粮票一角二分钱（后来交两角），社员都争着安排“派饭”，以求聚点粮票。在机关食堂凭票就餐，外出开会或出差须交付粮油票，省外还得打证明兑换全国流通粮票（含油）。粮油票一旦有了节余便寄回家中或帮助困难的同志，如家属是农村户口的教师或干部。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连续几次有乡亲们结伴来找我购买红薯、红薯渣，以补济粮供不足。记得那年初冬的一个傍晚，突然来了十多人，通讯员报讯后，我匆匆从蹲点队返回区机关，叫食堂弄点红薯煮饭以充饥肠，饭后打地铺安宿。次日，尽我所能帮他们收购了一些红薯、干薯丝、红薯渣，量也是有限的，大约人均70斤，还必须办好“护照”，否则检查站不让出境。 

食用油少了，肠胃不润滑，容易饥饿也容易便秘，在机关可以特批点猪油或糠油，这样在家里炒菜就能用小布条蘸点油擦锅底了。 

印记二布票 

那个年代市面上几乎没有成衣卖，人们的穿着要么是自己缝制、改制，要么请师傅到家缝制，而且都是黑蓝白色调，款式也单一。政府供给居民每年人均七尺布（后来增加到一丈五尺）远远不够用，因此许多家庭或买土布自染自缝或以旧翻新，大改小，小拼大。记得我成家时，父亲在旧衣店里用5元钱给我买了件呢短套，将它翻面缝制，既省票又省钱，这在当时还很玩味：穿了件呢大衣嘞！ 

当时布匹店不多，比较大的要算八卦石的“红霞”百货店，该店门面大，日用百货较齐全，但紧俏商品很难买到，时人云：“红霞、红霞，一屋女囡，门前不卖，后门直拿”，曾出现过多次偷、抢、打闹事件，情节严重者还依法刑拘、判刑。记得有年初夏父亲说是走亲戚要做件单衣，便带了钱票直奔“红霞”，正巧碰上一场闹剧上演：一个婆婆叫营业员扯布，婆婆说先交了六尺布票，扯好后按价付钱，布扯好了，可营业员却说布票未给，两人因此争执不休，快要干架了，父亲见状无奈之下将自己的布票作了“调解”，才幸免了一场打闹剧。父亲一路忐忑回到家，唯恐无法“交差”，果然母亲见状一脸茫然，一再追问，父亲才说出了实情，出人意料的是母亲不但没有埋怨父亲，反而说父亲做了件善事。 

印记三煤炭票证 

那个年代居家烧火做饭，别说是农村，就连城区的居民都是用柴火或煤炭，烟熏火燎。柴火来源：一是作物秸秆；二是到山野割草伐木扫落叶，甚至刨田埂上的草根晒干后和着稻草扭成“把子”堆放在屋里。煤炭正式供应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每户一本供应簿，每年年初核发一次，三口之家每月供应散煤120斤，六口之家才有240斤，城镇居民供应点设在小北门江边（现在的滨江公园江滩处），买煤者要翻过老城墙，上下一趟得走百余步台阶。如果用板车，车子只能停放在城墙内，两百多斤煤要分两趟翻越两个来回，即便是硬汉子也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散煤的品质比较差，其间有不少煤矸石，买煤者必须自带筛子，先拣出粗碴再筛滤，然后装袋子或箩筐凭证过磅。有时碰上人多，煤量不足，还要等转运的煤，车一到蜂拥而上……如此折腾一上午，午后方可回家，整个过程又脏又累又费时。买煤者人人一双黑手，个个脸庞鼻孔黑乎乎，人们常常相视而笑。散煤买回家还要趁晴天用水和成炭泥做成小煤球晒干备用。即便是这样，人们还是心忧煤炭供应不足。为了缓解这种状况，我曾在阳新买过一些煤就顺风车送回家，以解“燃煤”之急。到了七十年代末，开始供应机制蜂窝煤，供应点也增加了许多。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跨世纪以来，不但城镇居民，就连农村也逐步以清洁能源（电、天然气和沼气）取代了秸秆柴禾和煤炭，既环保又便捷。 

印记四肉食票 

1974年，我因鼻中隔严重弯曲在黄石住院手术，手术很成功。临出院时，区领导来院看望我，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可否给我批购几斤猪肉、猪油，领导当即应允，我嘱妻子办好后送给主管医护以示感谢，他们感动不已，都说“这是及时雨，也给我们解了馋”。 

我出院回鄂城老家休息，父亲说家里粮油都吃紧，特别是我的三个孩子，老大上初中，老二读小学，老三不满两岁，都说奶奶炒的菜不好吃，还吵着要吃肉，供应肉票每月只有三斤，要省着来客或家里有事请工花。我问父亲当月还有肉票吗？父亲说有两斤，我叫父亲用了再说。次日父亲起了个大早，大约九点钟父亲笑容满面地回家：“这个师傅好说话，给我称了二斤半，而且很合心意，肥多瘦少。”母亲也很高兴，父亲还挥毫赋诗一首：“闻鸡起步赶鼓楼（街），放眼‘长龙’不见头，央求师傅遂心愿，少瘦多肥好煎油。”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吃饭，都吃得特别香，说“奶奶今天炒的菜真好吃！” 

关于那个年代票证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如今，那些票证除爱好收藏的人士之外，人们再也很难见到了，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段珍贵历史，不能忘记来时路，不可在衣食俱丰的新时代挥霍浪费，更不能丢掉了中国人骨子里崇尚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 

（作者周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