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国

作为一位江南水乡的农家子弟，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文化饥渴的孜孜以求。从听瞎子说书，到蹭书蹭报，再到彩电进家，通过这“三扇门”，我得到了文化滋养，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也见证了家乡文化小康之路。

听瞎子说书、听读书识字人聊天讲故事、听大人劳动生活中的谈天说地，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家孩子来说，如同露水雾气对干渴土地上所长禾苗的滋润，是我们了解历史、接触外面世界、增长见识的机会。

小时候，鄂城县有几个专门说书的瞎子艺人，他们左手拿快板、右手敲架子鼓，边说边唱，绘声绘色讲各种故事。古代七侠五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革命历史、英雄人物等内容信手拈来，不论说么事，他们像现在放电视连续剧一样，要连讲好多天。一句“且听下回分解”结束当天的说书，让听众吊着胃口等待第二天再开讲。这样花费低廉又令人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方式，饱受男女老少欢迎。

有一个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因多才多艺，从部队转业后在鄂城县文艺单位工作，由于是“半边户”，他每个月都要回来几天。探亲时不是带着西洋乐器黑管，就是带回手风琴，边吹边拉边唱，还讲着外面世界的见闻和精彩故事，让我们大开眼界。诗歌创作是他的另一个长项，兴致来了他就放声朗诵自己的诗歌或古今中外诗词。在欢乐、敬佩之中，也引发了我们这方面的兴趣。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农村孩子除了学校发的课本外，书报是稀罕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蹭书读”“蹭报看”等另类的接受文化滋养方式。

“蹭书读”，往往是到县新华书店、公社供销社图书杂志专柜，以买书、选书为由头，挑自己喜欢的书籍、杂志看。好在那时营业员不仅不反对，还无形鼓励我们这样做。与此相类似，就是谁家有书籍，大家相互之间无偿借阅，对自己喜爱的书籍，借来后一字一句抄写下来。这也是那个年代“手抄书”盛行的原因之一。

“蹭报看”，就是到大队部或邻近的县、公社设在农村的机关单位去看。那时，这些地方往往在接待人的办公室设有报架，每天来的报纸都十分整齐夹在一起，非常方便阅读。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时兴用废旧报纸贴房屋墙壁天棚，那上面的内容也是我们“蹭报看”的对象。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鄂城县大办有线广播，大喇叭、小音箱进入百村万户，成为全省先进典型。从此，有线广播成为我们了解外面世界、学习娱乐的“窗口”和安排生活劳作的“闹钟”。

每天早上，我们伴随着大喇叭、小广播的开播而起床，听着广播里的新闻、音乐、广播剧、评书等节目，按照相对应的节目时间去上工上学、放工放学，晚上随着大喇叭、小广播停播去睡觉。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三转一响”成为人们追求现代生活、接媳妇嫁姑娘的标配。其中的“响”就是收音机。由此可见，广播在那个年代的独特地位作用。

看露天电影是当时我们家乡最热闹的文化娱乐活动。上一场电影刚放完，就想方设法打听下一次放电影的时间，然后就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多少天可以看电影。等到新的电影放映日，一大早就打听放映队从哪里来、放什么影片。

看到放映队来了后，就早早到大队小学操场上占位子，看放映员拉屏幕、架放映机、倒胶片等。焦急等待中却充满快乐，这是因为，那时农村除了过年几天热闹外，平时冷火秋烟。放电影时细伢看热闹，大人借机相互联系交往。遇到新电影片，不少家庭还把外面的亲戚朋友接过来一起看。

随后，就有了电视机的影子。我最早看到的是，湾子西头的县国营路口农场的那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只要不下大雨，每天晚上7点左右就把电视机放到场部办公室窗口播放，我们就借机跑去看。尽管那台电视机画面非常小，很多时候还因信号不好而看不清楚。但突然接触到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一下子为我们打开了新奇多样的世界。

1974年，省委宣传部在我们大队蹲点，送来一台彩色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由于鄂城县没有电视差转台，导致中央台、省台发的信号彩电播放效果极差。好在我们那里离武汉的直线距离不太远，于是架设小铁塔，再在上面安装天线，彩色电视开播时，十里八乡的百姓争相来看。

1979年10月1日，鄂城县在西山上建起电视差转站，城乡电视用户可直接收看中央台、省台节目。1989年9月成立鄂州电视台，可以看到地方节目。1990年5月又成立鄂州有线电视台，彻底解决了家家户户在屋外架设天线收看电视问题。

再后来，电视发展日新月异。从只有几个频道的无线模拟信号黑白电视，到21世纪初几十个频道的数字标清电视和现在几百个频道的高清电视，再到光纤、网络进入城乡家庭，家用电视机已有被电脑、手机、平板取代的趋势，世界已在“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