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鄂州古楼（古代称南楼，后称庾亮楼）的文章中，往往会提到当年庾亮镇武昌与部属登南楼咏谈的故事。故事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３３４年），陶侃病逝于武昌后，庾亮接替了陶侃的职务，为征西将军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这年的秋天，天清气爽，景色秀丽，佐吏殷浩、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咏谈，正当兴浓，音调渐入高亢时，听到函道中传来重重的木屐声，他们猜想，定是庾公。果然，一会儿庾亮便“率左右十许人步来”，殷浩等人想起身回避，庾亮忙说：“请诸位暂且留步，老夫于此事兴致也不浅。”于是便与殷浩等人共坐胡床吟咏，无拘无束地尽情欢乐。此事被刘义庆在其《世说新语》中记录下来，成为千古的“佳话”。殷、王二位是先于庾亮上楼的，那么，跟随庾亮上楼的“十许人”是些什么人呢？虽然刘义庆未在记载中直接点明上楼来的一些人是谁，但起码有一位重要人物在此之列，他便是后来被人们尊为“书圣”的王羲之。
咸和年间，王羲之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其政治地位尚不高，在书法地位上也仅与庾亮之弟庾翼齐名（翼，在庾亮卒后替兄镇武昌），只是后来的名气超过了庾翼。王羲之与庾氏兄弟、殷浩、王胡之等人关系密切，与王胡之还是叔伯兄弟，他们都是东晋的名士，个个能言善辩、谈吐不凡，在当时相互倾慕，彻夜长谈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年长且身份地位较高一些的庾亮更是以其超凡脱俗的风度而受到世人的尊重，所以，庾亮秋夜登楼咏谈赏月的“佳话”才得以流传下来。
鄂州的一些文史著作在记录这段故事时，往往只看重了前面的“佳话”部分，后面的记载却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若干年来的一件憾事。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是这样说的：“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意思是说，后来，王羲之从武昌顺江而下到京城（即建康，今南京），与其伯父王导谈到这次庾亮与部属咏谈之事时，王导说，元规（庾亮字）的风度不得不稍受减损。在王导看来，身居要职的庾亮与下属不拘礼节的咏谈赏玩是有失风度的，而王羲之则替庾亮辩护道：“但是，他那种隐逸丘壑、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还是存在的。”王羲之本来也是一位很清高、很自负的人，能在做丞相的伯父面前对庾亮这样评说，足见庾亮的人格魅力非同寻常。
东晋成帝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一方面王室南渡不到十年，北方十六国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南方的司马王朝本身也很不安宁，而王导在控制和维护司马氏政权中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王敦在永昌元年（３２２年）排挤走了镇守武昌的陶侃后取而代之，随后发兵攻建康，逼死元帝，此事便得到王导的纵容。成帝咸和二年（３２７年），历阳内史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兵反叛，由于陶侃等人的征讨，叛乱失败，王敦于太宁二年（３２４年）病死武昌，祖约叛乱也失败。王敦死后，陶侃从广州回来，复镇武昌这处战略要地（陶侃送“菩萨金像”于武昌寒溪寺就是这个时候）。咸和九年（３３４年），陶侃也病逝于武昌樊口溪，庾亮便从京城赶到武昌接替了陶侃的职务，以征西将军领江、荆、豫州刺史的身份镇武昌。
二十多年来，社会动荡不安，这个动荡时期也是王羲之步入社会的重要时期。当时社会，有一批像王羲之这样的年轻人，十分仰慕庾亮的为人而纷纷跟随庾亮，一方面是为了长长见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己，以便为将来的从政为官打下基础。武昌当时便有一批这样的人，或作庾亮的门客，或作小吏，或作幕僚，王羲之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王羲之刚来武昌，任庾亮的参军（为僚属），后才升为长史，只是当时的地位并不很高而已，所以，在跟随庾亮上楼时，只被刘义庆以“十许人”而一笔带过。（熊寿昌）
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于公元757年跟随永王李璘东巡，遭人陷害，被诬陷为附逆谋反，被囚于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后来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他洗清冤名，昭雪平反，并辟李白为军幕参谋，以掌军中文书事务。当时宋中丞的幕府就设在武昌，李白便随宋若思一同至武昌。有一天晚上，李白陪宋中丞对酌庾楼，一轮明月高悬，楼下碧绿的树木更加深了古城的朦胧。二人谈古说今，当谈到庾亮南楼赏月之事时，诗兴大发的李白当即写下了著名的《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的诗作：
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
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
龙笛吟寒水，天河落晓霜。
我心还不浅，怀古醉馀觞。
（据余凤兰文）